麦克卢汉也被妈妈狠狠地揍过。

其实新传,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有趣。很多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很多你认识的大牛学者,其实他们都曾在同一个宇宙梦幻联动。你翻过的每一页书,背的每一道考点,都是他们波澜壮阔的一生。

1980年12月24日,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回到了多伦多,参加著名雕塑家埃特罗格的展会。一辈子能言善辩的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在病痛的折磨下举步维艰,但他坚持挽着埃特罗格的胳膊,登上苏顿广场楼顶,告别这座他生活了30多年的城市。一周后,他在电视机前度过1980年的最后一夜,如同往常一样,在枯燥的晚间新闻中睡去,只是这次,他再也没有醒来。

大家好,这里是木铎新传考研,我是铎子,每周分享你一个不知晓的传播学往事。

1911年6月11日,麦克卢汉家族长子赫伯特的妻子艾尔西·霍尔产下一名男婴,这位房地产老板为孩子取名马歇尔。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麦克卢汉没过几天好日子,1914年初,父亲的公司破产,紧接着加拿大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赫伯特应征入伍,而麦克卢汉随母亲和弟弟举迁居温尼伯的卢治堡。马歇尔在此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卢治堡的生活就像病原体一样留在麦克卢汉的血液中,他永远和它难分难解。在青春期前夕的少年时代,他如饥似渴地啃《汤姆·布朗的学童时代》,幻想和同龄的孩子到哥特式的天主教堂去唱诗,到英格兰的乡间去闲逛。他后来承认,这些白日梦是穷极无聊的反应,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正如他日记里形容的那样——“平庸、机械、没有欢乐、犹如浮萍”。(麦克卢汉特别喜欢写日记,我们对麦克卢汉青少年时代的很多认识都是来自他的日记。)

不过枯燥的生活让他有更多时间去学习。母亲艾尔西加入当地最著名的演讲学校。她一边做家务一边不停地背诵弥尔顿和勃朗宁的作品——麦克卢汉记住了大量的诗歌,上大学之前就已经熟悉英国伟大诗人的作品。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下,他养成了讲演的习惯。别人家的吃饭的时候都是母慈子孝,而老麦家的饭桌上,天天上演麦克卢汉和母亲的辩论battle。长此以往,麦克卢汉积累了丰富的辩论技巧,使得麦克卢汉在后面的辩论中难遇敌手。有一次午饭,他在学校和一群人争辩进化论的正确性,三个小时过去了,麦克卢汉还在滔滔不绝,整场辩论甚至变成了麦克卢汉的“个人脱口秀”。

不打不相识,在旷日持久的辩论里,他结实了一位辩论伙伴——汤姆·伊斯特布鲁克,他们常常辩论到深夜,在街上边走边辩,一争就是整个通宵。1932年暑假,二人前往英国,去拜谒伟人的家乡。伦敦的街道隐隐约约散发出黑兹利特和狄更斯的幽香,但同时,工业时代的苦难也让麦克卢汉深感悲哀。1934年,麦克卢汉总结了这几年的经历,写下了题为《今天与明天》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现代世界堕落、不堪救药、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而这,也非常准确地预见到他第一部著作——《机器新娘》。

然而,长期在外巡演,艾尔西性格变得越来越暴躁,一旦无名火发作,她就要狠狠地揍孩子。马歇尔没有在他母亲的情感暴力下崩溃,他在灵魂深处从来没有屈服于母亲的肝火雷霆。倔强的性格似乎在激起他永不枯竭的紧张的精力。后来,这种躁动不安的干劲被他用来搞无数的“学术项目”。他早早地养成特立独行的精神,别人的评价对他似乎没有影响。他的自信不受外界影响,连最刺激人的讥讽也无法穿透他的心扉。

随着年岁和知识的增长,麦克卢汉意识到,在大学已经学不到什么了,他必须到其他地方学习。学院老师为麦克卢汉推荐了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然而麦克卢汉的在和牛津大学接触的时候又一次开启了自己的“传统艺能”,和教授们展开了激烈的争执,牛津大学的教授们哪受得了这份刺激,一怒之下拒绝了麦克卢汉的硕士申请。最终在恩师和亲友的帮助下,麦克卢汉去了剑桥大学,开启了他人生里最精彩的岁月。

麦克卢汉认为,童年的经历和加拿大的生活,具有“反环境”的优势,有助于考察世界的文化中心。然而这个优势并非轻而易举信手拈来的——毫无疑问,剑桥大学是让年轻人头脑清醒的地方。在一众大佬的光辉下,麦克卢汉明白,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他更加循规蹈矩地学习,不再争强好胜。

麦克卢汉平日里衣着随便,丢三落四,清瘦的面相中透出几分厚道。在时尚的英伦校园看来,这个北美人像是个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但谁也想不到,这个无名之辈有朝一日能被一国总理奉为座上宾……

在剑桥,麦克卢汉遇到了他一生的恩师——理查兹,麦克卢汉最感兴趣的,是理查兹对词语的观点。理查兹认为,词语有多重含义,其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境。正如麦克卢汉1935年课堂笔记所示:“词语不会静止不动。”因此,一切言语的构建都是非常晦涩的。而理查兹在剑桥有一位得意门生,叫William Empson,在其1930年的著作《晦涩的七种类型》,他沿着理查兹的路子推进。麦克卢汉非常热心地读了这本书,并为其后来跳跃式的思辨逻辑奠定了基础。而威廉在完成他的“使命”后,于1937年来到了中国昆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在中国的几年,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更为我们熟知的名字——燕卜荪。(他的一生同样传奇,有机会我们会讲述他的故事)

不过麦克卢汉低调的日子也到头了,两年的剑桥生活使他比过去更加自信,正如他日记所言,这些大学者从远处看够吓人的,然而,近距离一看,就使人觉得,原来当名人并不那么难。这也为后面麦克卢汉的登台消除了心理负担。在他硕士毕业前,美国先锋艺术“教母”格特鲁德·斯泰因前来剑桥演讲。看到台上令人望而生畏的文坛领袖,麦克卢汉的DNA动了——熟悉的感觉回来了!麦克卢汉在后排大声打断她的话,不客气地说,“即使不是乳臭未干,你的散文风格也相当孩子气。”大文豪哪受过这门子气,她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的气恼,她手握雨伞,穿过听众座位,径直走向麦克卢汉,“你这种人在剑桥干什么?”这场争论让麦克卢汉在剑桥名声大噪……

麦克卢汉的剑桥岁月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终于积攒了足够的本领,得以在电视媒体时代大放光芒。

学生时代的辩论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他的教授生涯。在多伦多大学任教期间,他与朋友组建了一个公司,叫“思想咨询公司”。这个公司给企业出点子,公司的一个宣传口号,散发出正宗的麦克卢汉风格:“头疼的事情,是价值百万的思想诞生的阵痛,咨询公司就是其助产婆。”他们在多伦多闹市租房开办事处,设计了徽标,给许多公司发出了建议书。其中的点子有婴儿用的透明便盆、为花粉过敏者组织的包价旅游(不愧是麦克卢汉)……

执教期间,麦克卢汉经常发起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吸引了多伦多大学诸多师生前来参与。而1949年4月,他的非正式讨论会迎来了一位特别的人物“哈罗德·伊尼斯”,他发言提到报纸和广播的特征背后隐藏着的重要命题,给了麦克卢汉极大启发。麦克卢汉直言:“自从利维斯以来,还没有谁能给他如此深刻的思想激励。”

伊尼斯知识广博,通晓政治经济学和史学,对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尤其熟悉。麦克卢汉希望同伊尼斯开展深入合作,遗憾的是,伊尼斯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将自己毕生的思想汇总成两本书:《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而这两本书,作为传播学的经典之作,深深影响了麦克卢汉。十年后,麦克卢汉在伊尼斯的基础上发表《谷登堡星汉灿烂》,这部著作闪耀着他先知般的智慧火花和洞见,一经问世便火爆人文社科领域,而一辈子骄傲的麦克卢汉却告诉媒体,这本书只是为哈罗德·伊尼斯的注脚。

随后,麦克卢汉又接连发表了《理解媒介》等多部著作,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即延伸、地球村等经典理论。在新型电子媒介相关讨论中,麦克卢汉对于美国的传播媒介和美国媒介社会的态度越来越趋于乐观。“如果说印刷媒介代表了以一致性的和重复为基础的机械过程的诞生,并为后来的大规模生产、为商品与知识的标准化提供了一种模式的话,那么,电子媒介则克服了视觉空间的感觉分裂,为人的高度参与和介入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他在就《理解媒介》的一次讲话中预言,总有一天,人人都可能有一台便携式电脑,像助听器那么大,使我们个人的经验与外部世界这个联网的巨型“大脑”连接在一起。他的思想在新世界不断得到证实,像一位先知,准确地洞见未来。

在麦克卢汉一鸣惊人后,不少老板开始邀请麦克卢汉为自己的公司提建议。通用汽车的高层不惜重金,请他说汽车已经成为明日黄花;贝尔电话公司的老总们乐于在他面前承认实在没有弄懂电话的功能,只有洗耳恭听,聆听高人指点;甚至当时加拿大候任总理特鲁多也每个月请他吃饭,请教如何改善自己的电视形象……而苦日子过惯的麦克卢汉甚至不会要价,一二百美元就能把他请来,有时候遇到感兴趣的话题,倒贴通勤费也欣然前往。(在经济萧条的年头,麦克卢汉想喝杯咖啡都要向朋友借钱)

然而,长期的奔波劳累彻底透支了麦克卢汉身体。1967年秋,麦克卢汉被诊断出脑瘤,迫不得已中断手头的所有项目接受治疗。手术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服用镇静剂,以便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过敏反应。但他再也没有恢复过去那种情感和智能的活力。

最煎熬的并非是身体的病痛。1968年,世界末日情绪渗透在美国政治中,这是燃烧的城市、极端的青年、无望的越战的必然产物。麦克卢汉对这种情绪也没有免疫力,60年代初期他受乐观主义的感染,认为电视使人冷静,此时却开始担心电视会加剧美国的种族紧张关系。他甚至建议,暂时禁映一切电视节目,以拯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否则与电视一道长大的婴儿潮一代,会把校园的砖瓦砸个稀巴烂,“他们与电视之前的制度太格格不入了”。

到1970年,关于麦克卢汉的评论,终于失去了新闻报道那种急促而激动的调子。许多杂志不再觉得一定要刊载他的文章。他老了,他需要休息……

1980年12月24日,麦克卢汉参观了雕塑家埃特罗格在本市的作品展。中午,埃特罗格陪他来到苏顿广场楼顶的酒家。这是麦克卢汉年轻时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席间,他挽着埃特罗格的胳膊,沿着四面高大的落地玻璃窗告别多伦多——这便是视频开头一幕。

这个不能说话的老人回到多伦多,希望新环境能够预示他的时来运转,让世人明白他的伟大使命,懂得他看到的东西。

当年,世人对他的评价严重两极分化。支持者把他比肩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称他是“电子时代的代言人”、“革命思想的先知”。反对者则骂他是通俗文化的江湖术士、电视机上的教师爷、走火入魔的形而上巫师、波普思想的高级祭司……麦克卢汉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电视革命、青年革命、文化解放都使那个年代动乱不安。麦克卢汉是一名孤独的思考者,著作等身,但是当他在1980年去世时,只有很少的媒体刊登了悼词,他代表着一个被遗忘的时代。

这个一辈子与人争辩的男人,在生命的黄昏时刻,为世人留下了这样的告诫:“事实上,有一样东西比电子媒介的速度还快,那就是思考。”麦克卢汉敦促我们提前思考。让我们的思考领先于即将到来的变化,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机会拯救我们的人性。而这,就是那位老人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多年之后,他又重新占据了我们的头脑,人们谈论麦克卢汉,以显示自己未被时代抛弃。正如媒介生态学创始人尼尔·波兹曼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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