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银宏:人性、宗教信仰与帝国秩序——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及其规制意义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将其写成的《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公告于维滕贝格的万圣教堂的大门上,在短时间内传到了德意志的诸多地区,由此拉开了德意志宗教改革的序幕。在宗教改革进行了三十余年之后,针对宗教争端,1555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通过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在诸多学者看来,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与1356年《金玺诏书》、1495年《永久和平条例》一样,是神圣罗马帝国“最为重要的基本法”,是探讨神圣罗马帝国的制度发展时必然要面对的一个主题。本文试以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为基础,反思神圣罗马帝国在“帝国改革”过程中针对当时的宗教问题所采取的解决方式以及这种解决方式所具有的制度意涵。

1495年开始的帝国改革和1517年开始的宗教改革,都是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在1495年帝国改革之前,教会改革问题就与帝国改革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制度性难题,也成为神圣罗马帝国进行改革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神圣罗马帝国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海因茨·安格迈尔指出,要将宗教改革和帝国改革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而不是将其分离开来,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强烈的相互影响作用,特别是1555年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既希冀通过《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来解决罗马天主教和路德新教之间的宗教和平问题,也希望通过《帝国执行条例》等法律决议来更好地解决之前的帝国改革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神圣罗马帝国关于宗教问题和制度问题的解决方式亦明确地显现出宗教改革和帝国改革之间的密切联系。虽然多数学者将帝国改革的时限定为1495—1521年,但是,此时帝国改革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远未得到解决,1555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及其通过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等决议,进一步推进了1495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所确立的帝国改革,这也是部分学者将神圣罗马帝国所进行的帝国改革的时间下限确定为1555年的重要原因。

通过1495—1521年的帝国改革,神圣罗马帝国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近代性”,初步发展出自己的权力分立制度:制度化的帝国议会、作为帝国政府的帝国咨政院和帝国最高法院,神圣罗马帝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帝国权力的制度化和以法律为基础的规范化发展,为维持帝国的法律、和平和安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正如海因茨·杜赫哈特所指出的,帝国改革是“政治制度方面由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是使国家结构和宪法秩序适应近代国家发展之要求的尝试。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帝国改革意在构建一种良好的和平与法律秩序,以维持帝国的统一和存续,但是这个过程充斥着各方围绕权力和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妥协。

1517年开始的宗教改革进一步加剧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政治妥协的难度。宗教改革是基督教发展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对罗马天主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运动,被视为“西欧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宗教改革“不仅改变了基督教,也改变了整个西方文明”。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不少诸侯转而改宗路德新教。但是,1521年5月26日,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卡尔五世(Karl.V)发布“沃尔姆斯敕令”(敕令的签署日期为1521年5月8日),宣布马丁·路德的教义为异端,斥责他公然破坏神圣的教会,“名义上恢复福音的教义,干的却是破坏和摧毁福音的和平和仁爱”,因此,帝国对已经出现的异端要“全力以赴和周密审慎地加以根除”。由于许多邦国的诸侯和民众仍坚持路德新教,因而该敕令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较好地贯彻和执行。

宗教改革的目的之一是试图在基督徒和上帝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消除过去的教会弊端和信仰专制,但是新教在取得一定的胜利之后,就不断地“重复着他们之前的敌人所犯下的错误”,“极为仇视所有跟自己观点不同的人”。由于当时没有普遍有效的规则来解决宗教争端,因而宗教冲突和宗教迫害此起彼伏。宗教问题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当时的一个难解之题。在宗教改革以后,帝国内部和平秩序的建立与宗教秩序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系于皇帝的意愿与努力,而且要依赖于帝国阶层,而帝国各阶层却坚持着不同的宗教信仰。

历史不断地重复着之前的老路。帝国议会关于宗教问题的决议亦反反复复、相互冲突,自始就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这无疑加剧了解决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1526年召开的斯派耶(Speyer)帝国议会讨论了1521年的“沃尔姆斯敕令”,决议宽赦以前诸邦和诸城市违反1521年“沃尔姆斯敕令”的行为,任何帝国阶层与其臣民都可坚持他们自己对上帝的信仰。由此,帝国的新教诸侯、城市及其臣民可按自己的方式宣讲上帝之道、进行礼拜仪式等,诸侯可自行决定邦国内的宗教信仰问题,亦即确立了“受谁的统治,即信仰谁的宗教”的原则。但是,1529年的斯派耶帝国议会又推翻了1526年帝国议会的决议,重申继续执行1521年“沃尔姆斯敕令”,旨在重新确立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但是,这遭到了改宗路德教的帝国阶层的强烈抗议,由此产生了“新教徒”(Protestanten)以及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所起草的《奥格斯堡信纲》(也译为《奥格斯堡告白》)。虽然该文件在1530年6月25日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没有得到帝国皇帝的批准,但是它成为此后诸多关于宗教和平与宗教宽容文件的基础,其中也包括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

和平商谈解决不了宗教争端,诉诸武力同样达不到目的,即使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1546—1547年)之后,帝国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仍没有达成一个各方都认可的解决方案。1552年的《帕骚协约》在形式上承认了路德新教存在的合法性,但是直至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才基本确立起帝国内部关于宗教和平的基本规则,同时也在帝国法律层面确认了帝国内部的宗教分裂状况。虽然帝国改革的重要目的即在于确立和维护帝国内部的和平与秩序,使神圣罗马帝国较好地履行其作为一个“帝国”所应有的职能,但是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本身存在的诸多制度性缺陷,特别是缺乏帝国层面的执行(行政)机构,因而帝国议会通过的一些决议最终无法完全得到贯彻执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宗教改革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有效解决。

1555年年初,神圣罗马帝国各阶层的代表齐聚奥格斯堡,热切地期望在此次帝国议会上达成统一意见,实现和平。他们希望德意志国王费迪南一世(Ferdinand Ⅰ)出面促成和平,结束帝国内部的不安和动荡局面。费迪南一世也希望在此次帝国议会上实现和平和宗教的再度统一。在《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于1555年9月25日由帝国议会决议通过之前,各方经过了激烈的争论,作为国王的费迪南一世不仅亲自参与讨论,而且以其国王身份和“道德权威”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因而《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达成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费迪南一世的居间调停和妥协让步,所以,费迪南一世被称为“《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之父”。

1555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的主要成果是于9月25日通过的关于实现宗教和平与帝国秩序的法律决议,这些决议“永远”地成为帝国维持和平与秩序的“宪法基础”和帝国改革的重要成果。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是帝国议会决议的一部分(第7~30条),并且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是作为帝国代表的费迪南一世与帝国阶层之间以帝国议会决议的方式达成的,以帝国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帝国内部天主教和路德新教的和平共存以及达成和平的基本规则。

在1555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费迪南一世与帝国阶层就诸多问题达成一致,除关于解决宗教问题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之外,还强调和确认了之前所进行的帝国改革的内容,要求继续执行1495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通过的《永久和平条例》,将帝国之前关于和平与秩序的法令扩展适用于宗教争端(《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第13条)。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在诸多方面的巨大分歧使人们认识到,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不同宗教信仰的再次统一,因而帝国议会试图搁置宗教信仰分歧,通过政治和法律的形式来处理宗教信仰与宗教和平问题,通过政治和平来实现宗教和平。为达到实现和平的目的,费迪南一世曾“威胁”帝国阶层:若帝国各阶层团结一致,那么他也赞同和支持实现政治上“脆弱的”和平。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承袭了以前的《禁止复仇条例》中关于实现帝国和平的基本观念。第9条、第11条、第12条、第14条等条款都明确规定要维护帝国的持久和平,要继续实施之前关于帝国内部和平与秩序的规定。例如,第14条规定,帝国“命令、要求、希望任何人,无论其地位、阶层、出身如何,都不得仇视、攻打、关押、围攻其他人,要以基督之爱,与他人真诚友好相待,皇帝和我们完全尊重所有阶层,同时,所有阶层也要绝对尊重皇帝和我们,每个阶层之间要互相尊重,使帝国的所有地区在将来的宗教体系中实现《禁止复仇条例》所确立的和平”。第15条也再次强调了帝国和平的重要性:“尽管这种和平需要面对宗教分裂,但是和平的必要性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帝国的要求,和平能够在罗马人的皇帝、我们以及选侯、诸侯和各阶层之间建立和保持更为稳定的关系。”在此意义上,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既是一个“政治和约”,也是一个“政治契约”。

帝国议会还决议,于1495年设立的帝国最高法院继续履行职能,并对《帝国最高法院条例》进行了部分修改(帝国议会决议的第104~134条),要求帝国最高法院中两种信仰(即信仰天主教和路德新教)的法官和其他同类人员都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应同等地出席审判和安排其职位(第106条),但是直到1560年,帝国最高法院中关于宗教事务的法庭才根据此原则在形式上设立起来。为使帝国最高法院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修改后的《帝国最高法院条例》规定了帝国最高法院的财政基础、进行调解的相关程序以及向帝国最高法院的上诉等内容,其中特别提出了上萨克森大区和下萨克森大区的调解问题(第116条)以及4个莱茵选侯的诉愿问题(第128条),因为这些地区的秩序状况长久以来不甚理想。《帝国执行条例》第32条可看作是帝国议会对帝国最高法院的“指示”,其中规定,无论当事双方信仰天主教还是路德新教,帝国最高法院的法官都“应无偏见地依据法律给予其应有的、必要的帮助”。

《帝国执行条例》是1555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决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看作是此次帝国议会决议中最能体现帝国改革的发展成果、对于帝国的宪法制度最有意义的部分。该条例首先规定了帝国各阶层在禁止武力、维护帝国和平方面的义务(第31条),以及对违反《禁止复仇条例》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刑罚(第36~37条)、禁止流浪的士兵劫掠和对无主的流浪士兵的追捕(第38~40条)等。《帝国执行条例》还规定禁止聚众闹事以及对叛乱者及其随从的刑罚(第42~48条)等,具体规定了帝国大区及其长官的职能和职权以及在叛乱发生时应采取的处置措施(第56~79条)。总之,《帝国执行条例》试图依靠帝国各阶层和之前设立的帝国大区从制度层面上继续执行《禁止复仇条例》、1495年《永久和平条例》等法律,以维护帝国内部的和平与秩序。

可见,包括《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在内的1555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决议的主要目的并非谋求宗教上“真理问题”的解决,而是维护帝国内部的和平与秩序,试图以法律手段来调整不同宗教信仰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共存:

另一方面通过《帝国执行条例》等法令保障宗教信仰的外部和平,希望以此共同实现帝国内部的宗教和平与世俗秩序。

而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政治上的容忍和共存能否成为解决宗教改革时期宗教争端的出路。

在宗教改革运动进行了近四十年之后,1555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已经认识到当时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不同宗教信仰状况,因而《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确认路德新教为合法的宗教,但是第17条明确规定,除天主教和路德新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信仰(如加尔文派、慈运理派等)则“完全”不属于和约的保护范围。尽管如此,《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实际上一方面确认了帝国内的宗教分裂状况,另一方面又抱持着追求宗教和平的理想,在不同条款中规定了针对不同情形的宗教信仰规则。

鉴于天主教和路德新教在帝国的实际共存状况,《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原则上规定了帝国各阶层享有信仰天主教或者路德新教的自由。这种“二者择一”的信仰自由原则主要体现在第15条、第26条、第27条等条款的规定中。第15条规定,帝国各阶层拥有坚持或者不坚持《奥格斯堡信纲》及其宗教信仰和礼拜仪式的自由:“皇帝、我们以及选侯、诸侯和各阶层不应因《奥格斯堡信纲》及其理论、宗教和信仰以暴力的方式破坏帝国的和平,将其强加于或者凌驾于帝国之上,或者以其他方式在其邦国、地区和领地中强迫他们违背自己的认知、良知与意愿,使其反对已经确立或者将要确立《奥格斯堡信纲》及其宗教信仰、习俗、秩序和仪式,或者通过授权和委托而对其加以阻碍或者贬低,而是要继续和平、安宁地保留其宗教信仰、现存的家产、土地、人口、机构、荣耀和正义……”第26条规定了直属于帝国皇帝的骑士阶层的宗教信仰自由,即“直接臣属于帝国皇帝的、自由的骑士阶层不受任何人的武力威逼,可自由选择信仰天主教或者路德新教两种宗教中的一种”。第27条则基于当时帝国诸多城市中天主教和路德新教的共存状况,确认继续维持当时的自由城市和帝国城市中居民的宗教信仰状况,亦即天主教和路德新教在同一个城市中“和平共处”。然而,不同教派之间的“和平共处”仅是一种理想,帝国城市中的宗教问题由谁来规定和管理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帝国的诸多城市在16世纪上半叶就确立了自己的宗教政策。直至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前,在天主教和路德新教共存的帝国城市中并不存在“宗教平等”或者“通过(法律)强制而实现的平等”。

奥格斯堡帝国议会认识到两种宗教信仰并存可能产生的问题,因而试图以确认帝国阶层的宗教信仰自由为基础,实现这两种宗教信仰的“和解”。第25条虽然规定了宗教和解问题,但是并未提出一种合适的和解方案,只是表达出“和解”的愿望:希望探寻一种“适当的方式”来达成宗教和信仰事务方面的和解,各方应当“破除相互之间造成严重伤害的不信任,以防止这个可敬的民族面临最终的毁灭”,“希望分裂的宗教能够达成基督的、友爱的、最终的宗教和解以及信仰事务上的坚定、持久和信守不渝”。第15条也规定:“有分歧的宗教信仰应通过基督的、友爱的、和平的方式一致达成对基督教的理解与和解。”可见,《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试图以广博的基督之爱为基础,通过一定程度的宗教信仰自由来达到不同宗教信仰的和解,进而实现宗教和平和宗教统一。

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再次确认了后世所总结概括的“教随邦定”原则。“教随邦定”原则亦即“受谁的统治,即信仰谁的宗教”的原则。该原则体现在第23条的规定:“任何阶层不得强迫其他阶层及其臣民改信他所信仰的宗教……或者违背当权者的意愿以任何方式为其提供保护和庇护。”据此,帝国阶层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或曰宗教选择自由),但是臣民个人并不享有这种自由,这种自由仅限于邦国和诸侯领地层面,这意味着诸侯享有规定其辖内臣民的宗教信仰的权力,有权在自己的领地内禁止非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当时的皇帝卡尔五世出于维护帝国和教会统一的目的,同时也基于对路德和路德新教的敌视态度,拒绝承认其家乡勃艮第地区的新教信仰,所以在帝国的勃艮第等地区,天主教仍为唯一的合法宗教。

与“教随邦定”原则联系紧密的第24条规定了臣民改信另一种宗教后的迁徙权,改信后的臣民可出卖其家产,对其领主进行适当的补偿并缴纳附加税之后,携带其财物离开。该条款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臣民的这种迁徙权经常因其领主要求数额很高的“迁徙税”而不可能得到实现,这无疑加大了帝国内部实现和平与秩序的难度。易言之,在法律形式上实现了宗教自由,而在政治实践中产生了混乱冲突。诸多邦国不仅对其臣民的这种基于宗教信仰的迁徙权设置了层层障碍,还对臣民的宗教信仰事务进行强制性管理,并对坚持与其不同宗教信仰的臣民进行迫害。

依据“教随邦定”原则,帝国各阶层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和约对宗教诸侯的信仰自由作了限制性规定,即通常所谓的“教产保留”原则。第18条规定,大主教、主教、高级教士或者其他教会阶层若不再信仰之前的宗教,即应放弃其大主教管区、主教管区、高级教士职位及其他利益,但是仍保持其声誉。据学者分析,该条款的内容是根据费迪南一世和天主教阶层的要求而规定的,但是新教阶层开始时并不赞同。根据第19条的规定,宗教阶层之前被征收的财产以及教堂、学校等使用的财物直接归属于帝国和帝国各阶层,在1552年《帕骚协约》达成时或者自那时起在和平状况下被征收的财产不再属于该阶层所有,该阶层不能因其具有法律依据或者没有法律依据(或者正当理由)而不加协商地予以反对,从而破坏稳定、持久的和平,因而,“我们和帝国的皇帝在此命令和要求,帝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应确认和决定维持这些已经被没收和处于使用中的财产状况”。据此,帝国的宗教财产状况恢复到1552年8月2日达成《帕骚协约》时的状况,1552年8月2日以前为新教诸侯所占有的天主教会财产(地产)可不予退还。拥有教职和教产的天主教诸侯、高级教士等,如在此后皈依路德新教,即应放弃其统治之权,失去其地位、身份和利益。和约“教产保留”原则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宗教诸侯改信路德新教。

关于“教产保留”原则的内容是帝国议会上争论最为激烈的。实际上,新教阶层在1555年的帝国议会上并未赞同《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关于这项原则的内容,和约中加入这方面的内容仅是基于费迪南一世单方面的命令,因而新教阶层宣称,自己仅受自己所赞同条款的约束。为缓和与新教阶层之间的分歧,作为德意志国王的费迪南一世根据新教阶层的要求,在帝国议会通过《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前一天(即1555年9月24日)发布了所谓的“费迪南声明”。根据“费迪南声明”,那些臣属于宗教诸侯的贵族、城市和乡镇,若长时间以来一直信奉路德新教,那么他们仍可在其信仰天主教的诸侯辖域内坚持新教信仰。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领主规制其领地内宗教信仰的权力,引起了天主教阶层的反对。但是,费迪南一世并未在该“声明”上签字,“费迪南声明”最后也没有成为帝国议会的正式决议,其实质上只是费迪南一世的“允诺”,因而其效力是有疑问的。

“教产保留”原则与“费迪南声明”实际上成为“教随邦定”原则的例外情形,也是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所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予以解决的问题,这使得原本复杂的宗教形势更为混乱,为《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执行带来更大的难度。

有学者指出,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特别是其中所确定的“教随邦定”原则,对于德意志的分裂“具有关键性意义”。但是,从和约本身的目的及其达成过程来看,各方的主观意愿是“统一”,而非“分裂”。无论是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还是“令人捉摸不定的”的德意志国王费迪南一世,都希望实现宗教信仰的统一和普世帝国的存续。黑格尔也曾指出,“德意志虽然在自身发生分裂,但始终以它的原则处于紧密关系之中”,即以世俗统治与宗教权力“对立统一”的方式存于神圣罗马帝国一身。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亦明确地体现出帝国的这种存续原则:将政治问题与宗教问题合并解决,试图在帝国层面上以政治和法律的方式解决宗教问题,帝国的发展与基督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神圣罗马帝国成为一个“两种宗教信仰与多种领地主权的结合体”。

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最后两条(第29条和第30条)规定的是帝国的皇帝、国王以及帝国各阶层的允诺。他们都承诺遵守和执行和约的规定:皇帝和国王以其“尊严和诺言向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保证,真诚地、信守不渝地维护和执行上述每一个条款的规定”(第29条),帝国所有的选侯、诸侯、高级教士、伯爵等“以其声誉和尊严允诺持久、坚定、信守不渝地予以遵守”(第30条)。虽然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很多条款都规定和强调了帝国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但是没有有效的制度性措施来保证帝国各阶层遵守和约,所以,《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所确立的宗教和平解决机制十分脆弱,最后只能试图以“允诺遵守”的方式实现其规制意义。因此,费迪南一世在此次帝国议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再次声明将遵守《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并且呼吁帝国阶层也遵守和约的规定。

由于费迪南一世当时还抱持着宗教统一的理想,因而,1555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最后决定,在第二年5月的第一天(即1556年5月1日)召开的雷根斯堡(Regensburg)帝国议会上将达成帝国神圣的宗教和信仰事务的和解,最终完成和真正执行新的相关法律和皇帝的敕令;在此期间,帝国的皇帝和各阶层要尽快地商讨、和解和解决其他诸多事务(第141条)。易言之,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仅是一个临时性的解决方案,各方寄希望于下届帝国议会,希望届时能达成宗教问题的统一。但是,正如后来的发展所展现出的,宗教的一元化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宗教的多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在1557年沃尔姆斯宗教和谈宣告失败之后,各方不得不回头从两年前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寻求宗教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费迪南一世似乎也看清了宗教改革的发展趋势,在1558年加冕为帝国皇帝之后放弃了宗教统一的希望。

通过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帝国内部暂时确立了实现宗教和平的基本规则,但是由于和约中诸多谋求和平与秩序的“套话”“空话”掩饰了各方的异议和敌意,加之和约文本本身的“开放性”,天主教和路德新教双方都可以对相关内容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因此,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反而加大了和约实施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天主教和路德新教双方的要求都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信仰天主教的帝国皇帝和德意志国王并非想要承认新教阶层所享有的权利,但是和约引起的后果并非当时的费迪南一世和天主教阶层所希望的,新教阶层从中所获得的权益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所以,“天主教方认为他们失去的太多,而福音新教方则认为他们得到的太少”。

另一方面,此后不断发展壮大的其他教派(如加尔文派)并未在《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规制范围之内,这些教派不仅与罗马天主教在某些教义的解释上存在分歧,而且反对路德派主张的一些教义理论和教会体制的宗教法庭制度,坚持认为自己对宗教教义的解释和对教会体制的理解直接来自于上帝之道。对于这些教派及其与天主教、路德新教之间的矛盾和问题,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并没有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直到约百年后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尔文派的合法地位才被正式承认。

此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均是天主教徒,从未有一位新教徒被选为德意志国王和帝国皇帝,这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作为罗马教会的“守护者”的帝国皇帝如何来保障新教徒的权利和利益?如何保障天主教的教产不被路德新教一方所侵夺?对于这类宗教问题的解决,除了武力、妥协和法律上的“允诺”之外,人们在制度层面上或许只能诉诸在1495年帝国改革过程中设立的帝国最高法院和帝国议会,但是人们很快认识到,宗教争端不可能通过法院得到解决,而帝国议会也只能以“友好和解”的方式进行调解。因而,在帝国层面上几乎没有一种制度或机构能切实保障各方的权利和利益。在诸多类似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和妥善处理的情形下,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并未较好地得到遵行,以致在路德新教诸侯统治下的天主教臣民抱怨和约遭到了践踏,而在天主教诸侯统治下的路德新教臣民则怨恨自己受到了迫害,同时,路德新教内部的分裂和相互猜疑更是加剧了宗教形势的不稳定和社会的动荡。在一方的背约行为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或者一方认为自己足够强大而无须遵守和约时,和约就成为了一纸空文,其他各方也不可能再继续遵守和约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诉诸武力或暴力。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正是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实施情形的真实写照。

正如宗教改革是由“形形的人”怀着“形形的动机”而造成的一样,因宗教改革而引起的争端也是因“形形的人”怀着“形形的动机”而愈演愈烈,宗教信仰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少。例如,黑森伯爵“高尚的菲利普”(Philip der Groβmütige,1504—1567)支持路德新教,反对帝国皇帝卡尔五世,但是他在斗争中心甘情愿地接受信仰异教的土耳其人的帮助;为了获得自由,他又接受了成为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之基础的1552年《帕骚协约》(当然也是基于皇帝卡尔五世的允诺)。我们于此看到的是其隐而不显的勃勃野心:他想浑水摸鱼,让黑森家族趁机取代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地位。弗里德里希·席勒曾指出:“一些君主急欲实行宗教改宗是为了谋求独立……君主们为自卫和扩张而战,而宗教热忱为他们招募了军队,为他们打开人民的财富。大批的参战者……认为是在为真理而流血,而实际上他们是在为诸侯利益而战。”

在宗教改革时期,宗教信仰仍很难经受住权力和利益欲望的诱惑,人性的趋利倾向显露无遗。此外,当时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法国在其国内迫害新教徒,却在后来的“三十年战争”期间支持新教一方,反对同为信仰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方,其目的是使德意志地区继续保持分裂,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利益高于信仰。所以,宗教引起了战争,但战争却不全是为了宗教。

我们了解一下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历史背景也会看到,人性和利益的选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德意志国王费迪南一世当时与帝国阶层达成这样一个对路德新教较为宽容的和约并不是因为“宽容”,其重要原因在于,帝国皇帝一方在之前的战争中失败(特别是1552年的“诸侯战争”),不得不对帝国阶层和新教诸侯作出妥协。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和路德新教在斗争中都没有绝对的优势,都预见到自己不可能完全战胜对方,继续斗争下去的结果只能是遭受更大的牺牲和更多的利益损失。康拉德·雷普根在描述当时诸侯所处的境况时曾写道:他们都“精疲力尽,新教一方作为‘儿子’的一代,对于在法律上获得的保障已经感到满意,与此相对的另一方(即天主教)则对天主教改革缺乏热情,他们至少是试图通过法律保障来避免更多的损失”。阿克塞尔·戈特哈德将天主教阶层称为“精疲力尽的父亲”,将新教阶层称为“精疲力尽的儿子”。在双方都“精疲力尽”的情况下,各让一步,达成妥协,是双方都愿意看到的事情。

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达成既是利益权衡的选择,也是现实中不得已的妥协,承认路德新教的合法地位并非天主教一方的本意,因为承认路德新教的合法地位会动摇整个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基础;同时,当时的皇帝卡尔五世也不能忍受宗教分裂状况,因为他认识到:“如果在帝国层面上放弃宗教信仰的统一,那么皇帝的普遍权威也将失去……存在的基础。”但是,在现实中,天主教会又不得不正视已经壮大起来的新教力量,必须作出一定的妥协。在此意义上,《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是“主子同一个不可征服的叛逆者之间的条约”。因此,有论者认为,双方所达成的和约是一种“表面上的妥协”,以这种方式实现的和平是一种“纠缠不休的和平”,体现出罗马天主教和路德新教双方达成和约的“虚伪性”。

神圣罗马皇帝卡尔五世有着一种世界帝国的强权梦想,想通过帝国改革来解决“国家—宗教”或者“宗教—国家”问题,但是帝国本身“软弱无能”,“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宗教改革”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诸多新教教派,因而帝国议会针对宗教问题的决议颠来倒去,前后矛盾。德意志国王费迪南一世在1555年提出的解决方案中也规定了诸多例外情形,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内在矛盾”的解决方案无疑很难真正解决宗教问题。此外,由于当时皇帝一方战败,1555年《帝国执行条例》不得不确认帝国阶层和帝国大区拥有更多的原本属于帝国皇帝行使的权力。由于帝国中央权威缺失以及帝国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化建构成效未彰,帝国内部的和平与秩序越来越难以维系。所有这些都使得神圣罗马帝国从未真正成为其意欲成为的那样一个“普世国家”与“世界帝国”,因为它不仅“超载”着数量众多的邦国和城市,同时还要维持它们的“共同生活”,而这正是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帝国法律的形式所规定的。

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确认了“宗教和解”与帝国阶层的宗教自由,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权利保障”与“利益保护”,但是,“宗教宽容”和“权利保障”并非1555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所倾心之事,更非当时各方的主观意愿。当时的宗教改革家也拒绝“宽容”,因为“宗教宽容”就意味着在宗教信仰方面赞同和承认那些“故意制造出的错误”。因而,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蕴含的“宗教宽容”和“权利保障”,是不得已情形下的附带之事,或曰无奈的妥协与不得已的宽容,而“所有不宽容的根源,都是恐惧”。

尽管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存在着诸多缺陷和局限性,但是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确立起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关于宗教和平的基本规则,将神圣罗马帝国从宗教信仰分裂的危机中“解救”出来,维续了帝国的“统一性”,同时确立了一定程度的宗教信仰自由,承认路德新教为帝国的一种合法性存在,使对立的不同宗教信仰在政治上共存,至少在形式上受到帝国法律的保障。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本身也完成了“意义的转化”,从一种临时性的宗教解决方案转变为体现了宗教自由和宗教平等的“神圣的帝国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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